1982年8月15日，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儿子，在家中自缢身亡。他叫陈掖贤，是北京一家机电研究院的职工。这一天陈掖贤没有去上班，单位的同事担心他出事，到家中去探望。因为在此之前，陈掖贤在家中孤零零一人，差点儿饿死。

赵一曼的名字，几乎是整个近代革命史上无法绕开的存在。 她牺牲那年，年仅三十出头，留下的唯一骨肉，叫“宁儿”。 后来改名陈掖贤。再后来，人们记住了赵一曼，却很少再提起那个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拷走时，她嘴里念叨着要好好抚养的儿子 陈掖贤的故事，没有烈士那样惊天动地，没有英雄传记里的那种光芒四射。 他的一生，更像一束被封在旧抽屉里的纸条，角落发黄，字迹褪色，等人想起时，已经晚了。 1929年他出生在湖北，父亲陈达邦当时还在法国求学，母亲赵一曼正投身东北抗日。 这一家三口，从一开始就像是三条交错的线，走着走着就分岔了。 母亲牺牲那年，他刚过六岁，在武汉被大伯收养，对外头的世界几乎没有概念。 革命是什么？抗日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些字眼对他来说太远了。赵一曼写下“望宁儿早日成材”，希望的是血脉的延续与民族的未来。 可这份希望，在现实中被寄托在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身上，实在太沉。 他一直到解放之后，才慢慢拼凑出母亲的形象——一个被拷打得遍体鳞伤，依旧不肯吐露半句情报的女战士。 英勇是真，但对他而言，那更像是一堵挡风遮雨的大墙，自己站在墙背后，连个出口都找不到。 那些年，他唯一能确认的，就是这个叫“赵一曼”的名字，与自己骨肉相连，可除了“血”以外，再无其他。 他跟父亲也始终没真正熟络过，陈达邦留法多年，后在国外成家生子。 再回来时，已经是另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 尽管认了儿子，也提供了照料和安排，但两人之间的隔阂，始终像一块老玻璃，透得过去，却摸不着。外人看他们父子重聚，说是一桩好事，可实际上，那种迟来的父爱，更像是一种温吞的歉意，握得不紧也捂不热。 国家并没有亏待陈掖贤，他被推荐读了中国人民大学，毕业后进入北京某研究院工作，工资稳定，编制妥帖。 在一切看似正轨的轨道上，他却活得特别拧巴。 这个人，不合群，也不合家。 他说话声音轻，话也少，吃饭老是最后一个走，谁找他说话他都点头回应，却从不主动开口。 有时候他坐在办公桌边一整天，像个没电的钟，滴答也不响。 他确实结过婚，妻子是个踏实人，张罗一家子的吃穿用度，本来也不计较太多。 但他那点奇怪的生活习惯很快就招架不住了，月头一发工资，他就一顿乱花，月中还没过一半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。 孩子啼哭，他也不急；米缸见底，他也不动。 他不爱交钱给老婆保管，说那是他自己的“独立”，可这份独立，搞得家里天天像打仗。 孩子病了去不了医院，老婆骂他一句，他也不反驳，就转身出门喝闷酒。 单位给他涨过工资，七十多块一个月，在当时其实是不错的待遇。 还给他调过屋子，添过电暖，可他依旧没什么起色。 人整日灰头土脸，眼圈乌青，衣服永远像从床底抽出来似的，皱巴巴，他常年一个人坐着，屋里烟味、酒味混着，空气闷得透不过气。 说起来也怪，他不是没享受过照顾，但就是没人能真正走进他心里。 他自己知道自己不对劲，他常常翻出母亲那封遗书，来来回回看，看完以后眼圈发红，嘴里低声念叨些听不清的话。 有时候说：“我妈那样死，我却活得这样，不配。”有时候又说：“我是国家养大的，不能这么混下去。”可这些话，他从没跟任何人当面说过。 都是喝了酒、锁上门、对着自己说的。 他也不是没努力过。有一阵子他真试着管住自己，把工资分两半收起来，留一半给孩子，一半自己用。 但没坚持多久，旧习惯又回来了。 生活像个漏斗，他怎么努力，还是一地鸡毛。 最难熬的，是那几年，家里又一次陷入风雨，他也被人盯上，差点被从研究院扫地出门。 他逃过一劫，但从那之后整个人像是抽空了魂。 那年冬天，他把所有烈属抚恤金退回，说自己不想“吃荣誉的饭”。别人说他骨气大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不是清高，是自责。 1982年夏天，北京闷热，雨下个不停。 他连续几天没去上班，同事起初以为他又在家闹情绪，直到有人实在放心不下，上门敲了门。 屋里没开灯，门却虚掩着。 陈掖贤就那样挂在屋角，身边一张小桌，上面摊着母亲的遗像，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。 信纸上潦草几行，最清楚的一句是：“别再为我费心，我不配。” 那个下午，研究院所有办公室都停了工。 几位还记得他刚毕业模样的老人叹了口气，说这孩子命苦，命是撑下来了，心却一直烂着。 他走得很静，没有声响，没有告别。 他这一生，从没想过当英雄，也从没摆出“烈属”架子。别人喊他“烈士之子”，他从不回应。 他始终觉得，赵一曼是赵一曼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 可就是这个“普通人”，在世人对“光荣之家”的投射里，被慢慢地推入了孤岛。 他活成了母亲背后的注脚，却始终没能成为他自己。 他这一生，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，他留下的，只有一纸遗书、一块疤痕和一段沉重的沉默